答案是：杭州西湖。

提到西湖，很多人都会想到杭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她代表了杭州甚至是江南的山水秀丽，人物风流。其实，西湖只是以方位命名的湖泊名，在中国各地并不唯一，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衡阳等地都有西湖。因水而兴、境内河湖交错的淮安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片西湖，城湖相倚，风景秀丽，更作为清江浦运河的源头活水而历史留名，影响了淮安数百年。

古时，淮河下游多有湖泊，如射阳湖、宝应湖、白马湖、富陵湖、破釜塘等，似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江淮大地。在古山阳县城西也有一片洼地水泽，碧波千顷，水天一色，北连古淮河，南通白马湖，因临近山阳城，故被称为山阳浦或山阳津。这是淮安西湖的前身。

三国时期，魏吴争锋，魏文帝曹丕领数百艘战舰伐吴，不克而返，因航道水浅，战舰被阻于精湖。精湖，即津湖，也就是山阳津。戴延之《西征记》曰：“山阳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阳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当时的山阳津可行驶大型战舰，可见在三国时山阳津湖阔水深，连通南北水路要道。

三国之后的山阳津如何演变，由于史料所限，难以梳理全部流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山阳津在山阳城西一直存在。唐后期楚州籍大诗人赵嘏在外仕官，怀念故乡，作了一首《忆山阳》的诗，其中有“城碍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的诗句。夕阳的光辉，倾泻在碧波荡漾的湖泊和岛屿的寺庙之上，显得熠熠生辉，清丽绝俗。显然，赵嘏诗中所描述的家乡风光秀丽的城边湖岛，就是指城西的的山阳津。此时的山阳津不仅面积广大，而且是当地的风景名胜之地，这才让远方游子如此魂牵梦萦。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宋金对峙，而楚州（现江苏省淮安市大部）是双方“战御攻守必先于此”的边境战略要冲。嘉定八年(1215)，应纯之被委以楚州太守的重任。应纯之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凿管家湖，巩固城防。楚州城东、南、北三面都地势平坦，难于设防，只有西面有大片湖荡。应纯之动员军民筑垒湖岸，设置斗门水闸，使分散的几个湖荡回还相连，水面深阔，变平地为天险。连成一片的湖泊从此被赋予一个新的名称——管家湖。同时，应纯之还于湖畔修建“水教亭”，利用管家湖教习水师。金军多次想进攻楚州城，都因无懈可击而作罢。

管家湖到明初又焕发了新颜。明初，明成祖朱棣将政治中心逐步从南京转移到北京，因此亟需凿通南北运河，运送南方的漕粮，于是命平江伯陈瑄为漕运总兵官，坐镇淮安，总理全国漕运事务。当时的南方的运粮漕船北上，必经淮安，航行条件十分艰难而凶险。《明史·陈瑄传》记载陈瑄采纳了当地故老的建议，于永乐十三年（1415），开凿成清江浦河，以管家湖的湖水济运。陈瑄还在清江浦河段上分置四闸，根据水势涨落，按序启闭。陈瑄所作，使清江浦河河水常平，稳定通畅。往来船只在此航行如履平地，再无盘坝之苦和波涛之险，一时传为盛事。

清江浦河开凿以后，河湖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管家湖以往的军事功能大大降低，景观、水利和经济功能成为主要功能。也是从明初之后，管家湖也被通称为“西湖”而远近闻名。

明清时期的淮安西湖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景观荟萃，且临近府城，吸引众多游客游览观赏，因此被称为淮安第一美景——“风气磅礴，秀丽所钟，郡地盖最胜处”。

西湖烟波浩渺，平静如镜，无论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都喜欢泛舟其中，宛如画中。若遇烟雨，如烟似纱，更添几分诗情画意。所以早在明代，“西湖烟艇”就被列为“淮安八景”其一，所谓“烟艇”是指烟波中的小舟。明代的众多游人在烟雨茫茫中，泛舟西湖上，望钵池丹井、金牛高冈，瞻运堤春柳、庆成西门，其美好体验比之杭州西子湖，不遑多让。

民国《淮安河下志》收录数十首明清时期以“西湖烟艇”为题的诗作，其中以明代顾达《西湖烟艇》最为出色，诗曰：

诗人不仅细腻地描绘出淮安西湖的美景，而且将淮安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虽有溢美之嫌，但足见淮安西湖景致之美。淮安籍的探花蔡昂作的《西湖烟艇》也脍炙人口：

西湖泛舟甚至成为当时淮安民众的一种习俗。正德《淮安府志》记载在春夏之际四月八日盂兰盆节，西湖菱芡刚萌生，荷花开始绽放，风景优美，当地民众在这一天约朋邀友，泛舟湖上，调弦品竹，祈求除灾赐福。更有文人骚客独自划一叶小舟，一边饮酒，一边赋诗。

淮安西湖除了佳绝的自然风光外，在数百年的历史中还形成了众多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西湖美景吸引了不少当地士绅纷纷在湖边营建园亭景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西湖十园》中就提到金、张、韦、顾四家兴建的园林以及金牛、石桥、锣鼓墩等建筑景观，并描述了这些景观的热闹，“征车游舫，绎络缤纷。清明社火，复至秧歌，尤令过者忘倦。”西湖中还建有著名的湖心寺。该寺始建于唐末，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声名彰显，远震十方，被称为“东南名刹”。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南巡途径淮安时，特别敕赐寺名为“佑济寺”。此外，永福禅寺也于洪武间始建在西湖中，远近闻名。

自然与人文景观荟萃的西湖，成为淮安士绅们文化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各方士绅或泛舟西湖上，或聚于别园中，一边观赏美景，一边饮酒赋诗、交相唱和，此乐何极？如隆庆万历时期，有相当文学造诣的陈文烛、邵元哲先后担任淮安知府，他们同好风雅，经常与淮安的当地文人，如吴承恩、郭次甫、徐中行等一起在西湖边诗酒唱酬，坐而论道。吴承恩有诗记录聚会的场景：“水环幽树绿渐渐，暖日从游二妙兼。秋社欲催元鸟去，晴沙喜见白鸥添。”

自明初陈瑄以以西湖水济运后，西湖水量逐渐减少，在东侧一端逐渐淤涨成陆，沙嘴独出湖心，形成西湖嘴，成为淮安运河名镇——河下镇的一部分。西湖嘴由于襟河面湖的优越地理位置，迁居者逐渐增多，很快成为居民和商贾集聚的人烟稠密之地，西湖嘴得到不断开发和发展。在西湖嘴兴起的集市——西湖嘴市，“舟楫往来，多舣于此”，商贸繁盛，在淮安众多的集市中脱颖而出，被称为“淮上称繁华者居最”。河下镇最繁华的主街道也被命名为“湖嘴大街”，商贾辐辏，工商业兴盛，至今仍是河下古镇最重要的街道。

到明中期，西湖嘴已是十分繁华的运河码头。成化年间，大学士丘濬经过西湖嘴，感叹西湖嘴的繁华，作《夜泊淮安西湖嘴》一诗盛赞西湖嘴：“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清代曹应熊在《河下口占》诗也回忆西湖嘴的繁华旧景：“河下盛处是湖嘴，往时极目多帆樯。”

明弘治年间，淮北盐运分司移设到河下镇，包括西湖嘴在内的河下镇成为淮北盐掣验场所和集散地，天下盐商萃居于此，追逐盐利，遂使河下更加繁荣，达于极盛。据《淮安河下志》记载，极盛时期的河下镇形成了“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街区，小小一镇就有有13坊，22条街，91条巷，而且这种繁荣持续了近三百年。经济的繁荣还带来河下人文蔚起，科举隆盛，明清两代，河下弹丸之地，共出了55名进士，100多名举人，进士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时名闻遐迩。

淮安西湖在明中叶后逐渐萎缩，在清中期完全消失，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用水的增多。随着西湖嘴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迁居到此，居民用水量大增。同时，西湖作为运河的“水柜”，长期的补给也导致水量的减少河湖面萎缩。

另一原因是明嘉靖以后淮安的黄淮水患日趋严重，汹涌的洪水裹挟大量泥沙在泛滥区逐渐沉积，破坏了正常的河湖水体环境，直接导致西湖的水域更趋萎缩。清康熙至乾隆年间100年左右的时间内，西湖屡次受到洪水的猛烈冲击，多次从湖泊的水体环境转化为泥淖之地，虽期间又恢复为湖泊，但总的趋势是水域越来越小，湖底越来越高。

大约在乾隆晚期，西湖作为一个湖泊的功能最终消失，转变为可以耕种的农田，往日胜景不再。这在清代淮安的地方志中也有体现：乾隆《淮安府志》的地图上明显有别于明代志书的地图，在城西已经不再绘有西湖；光绪《淮安府志》更是记载：“西南湖荡泥淖之地，多变而为田”。

淮安西湖见证了淮安古代的发展、繁荣与鼎盛，在淮安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美景胜境滋养了淮安数百年，是淮安城市发展史和“运河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西湖及其景观虽已消逝，但她所承载的宝贵历史文化积淀不应该被遗忘。淮安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西湖这一历史资源，使其成为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值得关注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