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次特斯拉维权事件为例，即便特斯拉及时提供了相关数据，如何证明所提供数据没有被企业删除或者篡改将是未来车企不可回避的一道难题，也是政府部门安全监管面临的一个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协会建议采用基于区块链的多中心化数据治理模式，通过多方监管的手段有效维护数据的真实性，便于车企在事故调查中自证清白。为了顺应产业需求，协助政府实现智能网联汽车的数据监管，协会已联合多家车企、ICT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发起成立了众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建设了汽车大数据交互区块链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特有的数据防篡改、可溯源等特性，一方面促进产业数据的共享以满足在自动驾驶研发阶段对数据的急迫需求，另一方面保护了企业的隐私和数据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为政府监管提供了有效手段。具体来说，企业可以定期在平台上生成并上传带有时间戳的相关数据标签，数据标签可以理解为与原始数据拥有唯一映射关系的“指纹”，数据标签并不包含原始数据，任何人也无法通过分析数据标签来破译出原始数据。数据标签的体量很小，存储便捷，非常适用于检索和比对。当车企需要提供数据时，可以快速通过将所提供数据的数据标签与之前已在平台“备案”的数据标签进行比对验证来证明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验证结果可以作为有效的法律依据。关于中汽协回应特斯拉维权事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特斯拉维权事件影响非常大，不仅是网友们在监督特斯拉，多部门也已经发声评论。22日中汽协回应特斯拉维权事件，中汽协表示安全永远是汽车产品的第一要求！而在此背景下的特斯拉又该何去何从呢？

中汽协回应特斯拉维权事件

中汽协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表示，安全永远是汽车产品的核心要素。从行业长期发展来看，应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基础，数据生命周期为切入点，构建适应行业发展、确保数据安全、满足政府有效监管的数据管理体系。

未来建议政府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涉及的不同数据类型，修订、补充不适应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所需的法规及标准，同时建议通过采用多中心化数据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的数据监管体系。

在本次特斯拉维权事件中，车主希望通过获取完整行车数据来证明事故中所乘坐车辆的刹车系统存在故障。通过分析事故现场数据及整车相关行驶数据是可以还原事故真相的。

协会建议采用基于区块链的多中心化数据治理模式，通过多方监管的手段有效维护数据的真实性，便于车企在事故调查中自证清白。

特斯拉维权背后：数据霸权下的科技傲慢

随着女车主站上车顶，特斯拉也再次站上舆论中心。涉事女车主第一时间被司法处理，特斯拉也第一时间将锅甩给女车主，因为她不接受特斯拉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我们没有办法妥协，就是一个新产品发展必经的一个过程”，这句话确实是特斯拉官方回应车展维权事件的原话，它来自于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

如果不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三大央媒的齐声抨击，如果不是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和监察委三部门的强势压力，车展维权事件或将以这句“没有办法妥协”为结束。

毕竟在多起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甚至是自燃起火事件中，都是以特斯拉的不妥协，消费者的妥协为结束。

特斯拉消费者的群体维权现象，是近些年汽车行业少有的。消费者在维权中的诉求有所不同，但消费者所面临的维权困境相同——特斯拉不提供汽车行驶状态记录的全部原始数据。

消费者想要的，特斯拉给不了，消费者才被逼到了车顶上。

在车展维权事件发生2天后，负责汽车缺陷召回工作的市场监督部门，要求特斯拉无条件提供维权女车主发生刹车问题前半小时的全部原始行驶数据。

特斯拉无法再次甩锅，终将锅甩给了自己。

数据缺失维权难

车展维权，消费者争的不是脸面，而是数据。

2020年底，特斯拉车主王先生的太太驾驶Model 3，在北京崇文门路口发生失控事件，行驶中王太太感觉方向盘转动力矩突然加大，无法正常转动方向盘，车辆冲向路边公交站台，致使一名交通志愿者受伤。

事后王先生多次向特斯拉索要事件发生时的车辆行驶数据，特斯拉官方仅给出方向盘转动角度数据，以证明事件发生时车辆状态正常，车辆处在驾驶员控制之下。

王先生并不满意，要求特斯拉进一步提供方向盘扭力数据，以证明事发时方向盘是否存在转向异常，特斯拉没能满足王先生的进一步诉求。

不仅是王先生，正在进行特斯拉维权的车主们，大多没有拿到想要的数据。

甚至，作为执法机关的交通警察，在王太太驾驶特斯拉发生事故后，也未能从特斯拉公司获得更多数据，以进行交通事故调查。

具备辅助驾驶能力的特斯拉Model 3汽车，曾因多次自主紧急避障、避险而被科技界和消费者热捧。但站在技术角度上看，Model3的自主避障功能，是基于视觉识别算法开发的。

如果视觉识别算法存在计算错误的可能，那么就存在由此引发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的可能。

既然存在以上可能，在调查相关交通意外事故时，就不仅需要传统的交通事故调查数据，同时还要车企提供涉及意外事故的全部行驶数据，才能完整的得出事故结论。

从道德层面看，辅助驾驶，自动驾驶作为新鲜事物，从事研发生产的汽车公司，天然具有提供车辆原始数据的义务。

即：研发生产具备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功能汽车的公司，具有自证清白的义务。

但特斯拉对行驶数据始终保持强势地位，不管是谁来索取数据，只给出基础数据，不给出全部原始数据。

某特斯拉失控事件女车主曾在微博上发声，将特斯拉数据缺失问题总结成两个套路。

其一是特斯拉不给出全部数据与第三方数据做对比。

其二是特斯拉质疑第三方提供的车辆原始行驶数据。

数据霸权之下，特斯拉不提供数据，不与第三方质证数据。如此情况，特斯拉车主在维权中取胜，谈何容易？

谁该为交通事故负责，谁又能证明责任划分是否正确？

在涉及自动驾驶的交通事故中，驾驶员无法有效证明是车还是人导致的交通事故，只有车企才有技术能力证明。站在车企的利益角度看，车企会千方百计的为自己开脱，数据霸权就是其中之一。

在特斯拉AutoPilot（AP）功能诞生之初，特斯拉曾将它宣传为自动驾驶功能，但在发生多次AP导致的事故后，特斯拉官方将AP的中文名称修改为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辅助两字的加入，得以让特斯拉在面对政策法规时，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三部委在2018年4月印发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中要求，智能网联汽车必须记录以下数据。

由于该试行规范主要约束对象为具备城市道路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因此特斯拉在将AutoPilot修改为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后，得以规避规范的要求，在数据记录方面存在灵活性，不受该规范的强制约束。

但在宣传和技术层面上，特斯拉通过不断的OTA升级，以及模糊宣传手段，加速将准自动驾驶功能推向普通消费者。

由此导致的事故，特斯拉则以数据霸权予以应对。

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同样如此。

据财经网转载路透社消息，美国警方在进行交通事故调查时，同样需要以搜查令这种司法手段获取特斯拉所记录汽车行驶记录。

可以说，数据霸权一直是科技企业，尤其是美国科技企业的传统。

在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时代，这种数据霸权不易引发实体性安全问题，但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数据霸权则成为车企应对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遮羞布。

消费者还没能体验到自动驾驶汽车的便利性，可能就被车企的数字霸权所欺压，掉入维权陷阱。

因此在完全自动驾驶时代来临前，全行业应该先建立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数据监管标准。《电动汽车观察家》认为，起码有三个原则：有记录、可追溯、可验证。

只有从严要求数据监管，才能避免车企的数字霸权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