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出生人口数量仍在延续下滑态势。

目前，包括贵阳、河南、安徽池州等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新生儿筛查或户政出生登记等数据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一些地方的下降幅度超过一成。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网站数据显示，贵阳市2021年1-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36425人，2020年1-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43783人，两相比较，今年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8%。值得注意的是，该网站写的是2021年10月数据，但实际上是1-10月累计数据。

在安徽池州，2021年1-10月户政出生登记8371人；2020年1-10月户政出生登记10598人。两相比较，今年前10月下降了21%。

根据此前9月公布的“关于《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安徽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在山东省胶州市，2021年1-9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4644份；2020年1-9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5263份。两项比较，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1.8%。

河南是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根据河南省发布的数据，截至9月22日，全省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58.83万例、听力筛查58.92万例，筛查率分别为98.69%、98.85%。据此推算，2021年三季度河南新生儿约59.61万。而河南2020年三季度新生儿为73.43万。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河南2020年统计的数据是截至当年9月底，而2021年统计的是截至今年9月22日，从时间上两者差了8天。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有多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尤其是有资格当妈妈的人在逐渐减少。这是出生人口逐渐减少的源头和基础。

他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历年出生人口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2508万人）之后，连续多年下行：1991年跌破2300万人；1994年跌破2100万人；1998年更是跌破2000万人大关，直至2020年跌到1200万人。可以预见，随着“95后”乃至“00后”陆续进入婚育阶段，未来出生人口仍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

其次是生育年龄推迟。董玉整说，现在很多人初婚初育年龄达到27岁以上，比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大幅提高。许多人的实际生育年龄超过30岁以上，早已经成为了大龄孕产妇，甚至成为了孕产活动中的高危人群。同时，近年来，不孕不育人群增多。

再次，当前婚育成本显著上升，在现实的意义上挤压人们的生育意愿，让人们不敢多生。例如，青岛市统计局公布的青岛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显示，该市农村青年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不强。宁波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也显示，多数农村青年对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普遍不高，尤其是女性青年。

董玉整说，新冠疫情也对生育有所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虽然疫情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夫妻之间有更多的时间相处，但疫情影响了现实的生活和生育水平，削弱了人们生育孩子的热情和动力。

针对生育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8月2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综合采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在地方，近期以来，多省份密集修改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各地普遍延长了产假、增设育儿假。黑龙江、吉林、安徽提出了建立实施生育、育儿补贴制度。

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这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尽管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要在今年4月份才公布，但是当前已有不少地方发布了2020年的出生数据。除了广州、温州、合肥这些一二线城市外，一些中小城市也先后披露了数据。

中小城市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在粤东的潮州，潮州日报近日报道，据潮州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统计，该市2019年活产儿30158个，2020年活产儿25764个，出生人口出现负增长。按此计算，潮州2020年活产儿数量同比下降了14.57%。

在粤西的阳江，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24612人，出生率9.53‰；出生人口同比减少4159人，自然增长率4.50‰。按此计算，2020年出生人口降幅为14.46%。

在浙江的山区市丽水，全年出生22799人，比上年减少7041人，下降了23.6%；在县级市慈溪，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减少906人，下滑约12.27%，

银川媒体报道，据统计，2018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9956人，2019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7753人，到2020年，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为24452人。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基本持平。按此计算，2020年银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一些城市的数据缺乏同比数据，在此没有纳入统计。不过，从目前各个城市披露的可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大多数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过了一成，也有一些城市超过了两成。

高房价非唯一原因

出生率为何下滑幅度较大？

在不少人看来，高房价是低出生率的罪魁祸首，因为高房价使得婚育压力大幅增大，对人们的生育意愿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不过，尽管高房价确实增加了婚育的压力，但并不是出生人口大幅下滑的唯一原因。这是因为，当前房价高的城市主要是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水平并不高。例如粤东的潮州，和粤西的阳江，这些地方过去一直都是出生率较高的地区，但现如今出生人口也大幅下滑。

此外，近年来东北地区的整体房价水平较低，不少地级市都出现了“白菜价”，但东北地区的出生率并不高。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因此，说到底，生育率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镇化与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越是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生育率越是下降；越是个体自由程度较高的地区，生育孩子的意愿越是淡弱。”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说。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分析，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情况，生孩子的意愿也比较低。不婚和丁克家庭也比较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说，城市化、生活水平提高后，生活道路选择也更加多元化，“现在大城市选择不结婚的人很多。”

鼓励生育应该多管齐下

80后林先生已经在广州拥有两套大户型的房子，孩子已经上小学，但他和太太都不打算生二胎。“主要是带孩子太累，现在的小孩教育，家长要付出的精力太多了，感觉像跟着孩子在读书一样，太累了。”林先生说。

去年10月底，一则“江苏一家长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短视频，迅速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目光。这一事件触发了舆论有关“家校关系紧张”、“教育竞争中的‘内卷’趋势”等更深层的讨论。随着“家长退群”事件的发酵，江西、辽宁、山东等十多个省市纷纷出台文件，明确提出教师必须亲自批改作业，严禁家长、学生代劳。

除了教育的内卷化、激烈的竞争之外，抚养压力大、经济负担重、没人带孩子等也是生育率不断下滑的原因所在。根据浙江省的一项调查，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经济压力较大。

根据《潮州日报》报道，“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家中有二孩宝宝，3岁以下幼儿的照护成为“最大的烦恼”。部分年轻妈妈直言，托育机构匮乏，没人帮带娃降低了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当前，社区托育服务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力成本过高、照护模式单一、托育服务质量不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和不足，无法取得家长的足够信任。因此如何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刚需”，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普惠又安全的托育服务，进而释放更多生育意愿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

“一定要问问年轻的父母到底需要什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对第一财经分析，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在小孩两三岁以后，妈妈想出去工作怎么办？因此做好托幼保障非常关键，这方面需要抓紧补短板。

安徽省统计局去年发布的《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不足、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

因此，如何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十分关键。安徽统计局的报告建议，应刺激两孩生育意愿。充分保障女性劳动权益，消除就业隐性性别歧视，确保生育权益的落实。建立完善并逐步实施两孩家庭生育津贴、购房补贴、奶粉补贴、税费减免、男性陪产假等奖励和优惠政策。广泛宣传“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两孩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让适龄的生育群体愿生、敢生。

此外，随着人们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的比率明显上升，且每年都在迅速增长。这部分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有生育愿望较强。不过当前我国各地之间辅助生殖医疗水平差距较大，技术水平高的医院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离人们的需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另一方面，不孕不育方面的医疗费用相对较高，这对不少适龄生育群体来说，也是不小的经济负担。

叶青说，这部分群体的生育愿望强烈，因此加强人工干预很重要，同时应该尽量减轻生育的费用负担。

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指导原则（2021版）》要求，根据各项技术适用范围，合理增加开展人工授精技术、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的机构数量，严格规划开展植入前胚胎遗传学筛查诊断技术的机构数量；推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纳入区域卫生发展整体规划，鼓励将新筹建开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划在服务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